最近我曾在一場「資訊環境保護主義」（Information Environmentalism）的會議上發表演說，之後便想繼續探索這過去我較少涉略的理論。資訊環境保護主義的概念最早是由詹姆士‧包伊爾（James Boyle）教授所提出，他在1997年發表了一篇名為〈智慧財產的政治學：網路的環境保護主義？〉的文章，其中他論述我們需要一種關於智慧財產的政治學（或說是政治經濟學），並建議其可類比於環境保護運動：

"成功的政治運動需要兩大因素，一是一組（可普及化的）分析工具，二是根基於上述工具所揭示之共通利益所組成的聯盟。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和生態學的思考都揭示，因著私有財產聲索的分析架構、過分簡化的「因果」科學、以及不強行將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內部化的市場經濟，「環境」這個詞和其概念已黯然消失。同樣地，因著現有智慧財產系統係建基於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和原創作者之說法、偏重於決定論實務之經濟分析、以及對內部審查（private censorship）的危險不夠敏感之「言論自由」社群，我認為，無論從概念或字面來看，「公眾領域」（public domain）正逐漸消失中。確實，是環境運動創造了環境論述，農人、消費者、獵人、賞鳥人因此察覺自己是環保人士。或許，我們需要創造公眾領域，才能組成為保護公眾領域的聯盟。"

我發表演說的會議是由澳洲學者羅伯特‧康寧漢（Robert Cunningham）博士所主辦的。基於包伊爾的想法，他新近出版了一本書，名為《資訊環境保護主義：智慧財產權的治理架構》。康寧漢根據包伊爾有關著作權與環境保護主義的原創性類比，提出了邏輯的下一步，提議智財權公眾領域的倡導者亦可採用環境運動的概念。他探討從環境理論（福利經濟、共享資源、生態、以及公眾選擇理論）衍生的分析架構，如何可被運用在資訊環境領域。此外，他亦探討環境運動的重要概念，如恢復力、多樣性，與模組化等，與智慧財產的相關性。他總結如下：

"與自然世界有關的治理經驗可被運用來確保資訊環境的穩健發展。這是一種良性循環。不過，該循環唯有在資訊共享資源（information commons）被保護、發展，並與共有領域（res communis）一致發展的情況下，方能運作成功。而共有領域是屬於所有人的資源，必需用於公眾利益。"

當我回顧這些概念，我瞭解到現在是強調上述想法的最佳時機。雖然目前在澳洲和國際間有許多著作權的政策議題值得關注憂心，我相信仍有許多事務是值得回顧慶祝。包伊爾的文章已發表近20年了，許多事物已有改變，也不全是負面的。

因此我以樂觀的態度撰寫此文。我相信資訊環境保護主義的概念不僅是攸關當今的著作權政策，其中心思想——公眾領域和創作人利益一樣需要和值得被保護——同時也逐漸崛起。其崛起的速度或許緩慢，但我想論說已有證據顯示，在澳洲以及國際間的著作權政策已逐漸意識到資訊共享資源，以及維護這空間的重要性。或許意識這個詞不見得是最妥適的用字，因為它意涵自覺性的認同。或許較貼切的說法是，資訊環境保護主義的想法已逐漸滲入著作權的辯論和整體社會之中，其所及範圍已達到可影響法制的程度。

2015 的 CC全球高峰會（CC Global Summit）今年10月在韓國首爾舉辦，吸引全球各地 CC 計劃的愛好者齊聚一堂，分享近年發展及未來展望。為此，臺灣創用CC再度前往韓國，這次更加入了合作夥伴開放文化基金會共同組成「創用遠征團」，一同參與盛會。在 10 月 14 日，雖然大會正式的議程尚未開始，但依照慣例，在正式議程的前一天有所謂的「CC 合作組織閉門會議」，一般喚做「Day 0」，多少能看出一點 CC 和資訊科技的關聯（程式語言中，第一個數通常說的是 0，而不是 1）。

在推動自由文化 (Free Culture)，公眾授權（具彈性且合法）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其中，創用CC授權是眾多公眾授權的一支，因為其模組化的建構方式（四要素混搭組合出六條款），讓使用者簡單容易地瞭解授權重點內涵，加上全球各地進行授權本地化（邀集法律背景專家學者轉譯內容，並與在地法律用語相容），致使其成為目前最大宗被使用的公眾授權。

「台灣創用CC計畫」(Creative Commons Taiwan) 一向關注政府出版品的公眾使用以及開放授權。或許因為這項計畫是在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執行，計畫人員常能接觸許多政府機關人員，就公眾授權議題剴切討論，合力推展創用CC授權條款在公部門的使用。今年初，教育部正式公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國語辭典簡編本》與《國語小字典》皆採用「創用 CC 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台灣3.0」授權條款釋出(http://resources.publicense.moe.edu.tw/)。經過數年的討論、多次會議之後，終能達到此里程碑，眾多使用者、教育部以及本計畫人員同等感到開心，十分受到鼓舞。